夜晚10点才回到家,还没吃饭,又饿又累。全无胃口。
连遭重创,不全是工作。当一桩与工作无关的重创袭来时,我正和上峰谈工作,我艰难地抬起头,继续微笑着,平静地,和领导商讨工作上的对策。领导没发现我有任何的失态。但我知道,那一刹,我有多么绝望。
我是一个非常坚硬的人,工作上的事情,完全不能令我绝望,我绝望是因为对人生很绝望。
今天的痛苦,是30多年来鲜见的。好在我够宿命,我相信人世就是一个忍耐痛苦的过程,过去了,就好了。我一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,悲观的人好就好在,他会在脑子里把所有最坏的事情都搜索一遍,有着最深的承受能力,而所谓的乐天派,反倒抗打击能力不强,因为他们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。我的许多朋友,都是悲观到骨子里的人,但是,他们做事情却很成功,所以,悲观实在是一种说不清楚是好是坏的性格。譬如,就写字而言,就非得有大悲伤、大绝望,才能写出痛入骨髓的字来。当然,这样的生活是痛苦的,所以,我多么想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。
我在孤独的时候,时常会想起两个人:程益中,龚晓跃。他们都是我的前老板,他们都是中国报业的一代枭雄,当他们是我的老板时,我对他们只有敬畏,距离很远,说话都战战兢兢,我历来不敢太接近领导。当他们不是我的老板之后,我才走近他们,和他们喝酒。当我离开广州前在五羊新城的黔城似锦喝南都的别离酒时,去隔壁包厢和龚晓跃碰南体的散伙酒;当我和程益中踏着寒冬的雪地,醉醺醺地行走在京城的月光里——我发现,我和他们的忧伤,如此近似。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普通人,他们也不是钢铁。
当我在老程老龚手下做事时,我只希望他们对下属越宽松越好,发钱越多越好。我不知道他们的艰难。我也不需要知道他们的艰难。2002年的夏天,在南体遭受了重创之后,有一天龚晓跃从他的办公室踱出来,我发现他好象老了10岁。2004年的初春,南都正在经历最黑暗的年代,我每天上班都会下意识地看看楼下,老程那辆14800的车还在,就觉得放心了,老程依然在大会上作着悲壮而不绝望的发言,哪怕是他后来蒙难,南都的每个人都心怀悲怆,但我们作为普通编辑,依然可以相互取暖,我们没感觉自己是孤独的。去年的暮春,我陪老程去南京,他慢慢地喝着酒,说起他那时是多么地孤独。
多年以后,当我也开始要对几十号兄弟姐妹的饭碗负责,我晓得老程和老龚是多么不容易。很多事情,对老板是无法倾诉的,对同事也是无法倾诉的,只能沤烂在自己肚子里。自己再郁闷,也不能撒无名火,不能影响团队的情绪。你得承受一切的抱怨和不满,不管那是不是你的责任。夹缝人生。所以,一切都不能言说,我连对自己的老婆都不爱说了,当然,今夜,想说亦无处说,因为幼齿出差了。
有的时候,生活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绝望。往好处想,我们的新网站流量最近大幅飙升,各种被爆光单位的求情电话不绝于耳,这当然是一件很烦的事情,但也说明我们的影响力在上升。有投放意向的广告越来越多,我们很快就可以掘到第一桶金。现在肉贵,我的任务就是带着兄弟们吃上肉。未来几年内,我还希望给他们带来股票,带来期权。我在广州呆了四年,我的脑袋是广东人的思维方式,当我一屁股坐在那里,无数的商人灵魂附体。
今夜有悲伤。我在努力排遣着这种悲伤。因为,明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,我的同事们会穿得像过节一样,我也在思忖怎么打扮得光鲜一点,本来想打个领带的(哦天啊,我至少10多年没打过领带了),但是想想打领带实在太像卖保险的,还是算了。明天早上,我的同事们,会看到我微笑着做PPT。我希望他们分享我的喜悦,而不是我的悲凉。时光即将开始,时代即将开始,我的兄弟,且让我们将悲凉隐在身后。我们要做事,我们要谋生,我们要成功,而不是要别的。
程益中说:没有熬不过的黑夜,没有等不来的黎明。程益中还说: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时间。
老程是曾经的世界新闻自由奖得主,曾经的传媒教父(虽然他自己很警惕并拒绝这一称谓),如今的传媒集团总裁,我永远都赶不上他,但我一直在学习他。今夜,当我忧愤,并且濒临崩溃的时候,再一次想起了他。老程,我在5000里外的岭南,感谢你。你让我一直觉得,我并不孤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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